10年看守所生涯，28年“疑罪从挂”。1984年4月，甘肃陇南市一位女青年被害，其男友郭尚仁成为犯罪嫌疑人。案件因事实不清被发回重审，郭尚仁既没被判有罪，也没被宣告无罪，成了“挂”在案件中的人。

对于郭尚仁的身份，高知花相亲时有点儿害怕，“说是冤的，但是不是真冤的谁也不知道”。婚前的一个梦让她觉得，嫁给郭尚仁是她的命。

在成为郭尚仁妻子的28年里，高知花生了3个孩子，又当了外婆。她不遗余力地跑案子，不单是为了丈夫。“他的名声好了，我就能抬起头了，孩子也能抬起头了。”

▲郭尚仁（右二）高知花（左二）2020年拍摄的全家福。

2022年七夕那天，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泥阳镇农妇高知花家里来了一群“客人”。她说不清他们的名字，只知道省里、县里、镇上的工作人员都有。

“客人”们的到来，让52岁的高知花生出一点新的念想。28年了，她一直在想丈夫的案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

高知花结婚时24岁，丈夫郭尚仁是同村人，大她8岁，刚从“牢里”放出不久。镇上人都知道他因为涉嫌“强奸杀人”蹲了十年牢，高知花也知道，但她还是嫁给了郭尚仁。

在成为“强奸杀人嫌犯”妻子的28年里，高知花生了3个孩子，又当了外婆。全家福相片里，郭尚仁抱着外孙女，高知花和儿女围在他身后，像普通人家一样，一家六口和和美美。

创造这样普通的和美，高知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眼泪。她有时问自己，“为什么其他家都过得好，我们家就这么累？”她偶尔也会想“如果”，如果当初没有嫁给郭尚仁，如果自己不是“强奸杀人嫌犯”的妻子，还会不会受这么多委屈。

现实没有如果，也不会重来。成为“强奸杀人嫌犯”的妻子，高知花觉得这就是她的命，她认。但她总想要推翻这座压在一家人身上的大山。28年来，她从没想过放弃。

相亲

再见到郭尚仁，高知花觉得他又瘦又白。

那是俩人的相亲场合，为了壮胆，除了媒人，刚“出狱”半年的郭尚仁还叫来两个朋友。相亲的过程谈不上浪漫，甚至有点尴尬。那是1994年腊月的某个晚上，高知花只出来见了一面，俩人话都没说一句，她就跑进了里屋。

高知花是他第四个相亲对象。被放出来的半年里，郭尚仁相了三门亲，对方都嫌他是“劳改犯”。对于郭尚仁的身份，24岁的高知花有点儿害怕，心里打鼓，“说是冤的，但是不是真冤的谁也不知道”。

十年前，即1984年，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泥阳镇上发生一起女青年被杀的命案，死者是郭尚仁女友小荣，22岁的郭尚仁被指控为犯罪嫌疑人。

命案发生时，高知花14岁，在镇中学读初二，和小荣的妹妹是同班同学。小荣姊妹三个，都长得清秀漂亮。小荣的父亲是小学数学老师，曾教过高知花二年级到五年级的课，高知花说，“老师他人很好”。

读初中的高知花知道郭尚仁，但没打过交道，算是陌生人，两家只隔着一条马路，直线距离不过百米。对小荣去世时的情况，她能记得的不多。但至今仍忘不掉的是在离镇子不远的河堤上验尸，她远远地看过去，两三个穿白大褂的人站在那，旁边围了很多人。只看了一眼，她特别害怕，赶紧跑回家去。

高知花排行老小，上面有三个适婚年龄的哥哥要盖房，初三毕业后，家里没钱供她读高中。一家人生活拮据，甚至得“踮踮脚”才能吃上饱饭。

不继续上学的高知花成了家里的劳力，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接替母亲干活，在烧开水的大锅里蒸约30张凉皮，再用架子车把摊子推到街上给母亲售卖。回到家的高知花又得开始准备一家人的午饭，吃完休息一会，下午还得下地帮父亲干农活。

和高知花不同，郭尚仁是吃商品粮长大的。他是家中独子，父亲在隔壁的江洛镇担任粮管所干部，在同学都吃窝窝头的年代，郭尚仁甚至吃腻了白面馒头。他说自己没干过活也没吃过苦，在高中就戴上了“上海”牌手表，也是泥阳街上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人。

那是郭尚仁的高光时刻——自信、张扬、意气风发，说出嘴的话也只管尽兴，从不想后果。

▲20岁的郭尚仁。受访者供图

在高知花疲于家里生计时，郭尚仁也在适应他的脚镣和手铐——他涉嫌强奸、杀死小荣。镣铐开始摧毁他的意志，“我这一辈子，把不该‘享受’的‘享受’了，不该受的冤屈也受了。”回忆那段日子，郭尚仁唉声叹气。

被批准逮捕的郭尚仁先后被判死刑、无期徒刑，都被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。郭尚仁在看守所度过了10年，直到1994年被取保候审。

案件继续侦查，郭尚仁被要求不能出陇南市，随叫随到，有事外出要请假。他既没被判有罪，也没被宣告无罪，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成了“挂”在案件中的人。

这一挂，又挂了28年。

婚姻

郭尚仁被放出来，动摇了镇上对他是真凶的认定。有人说，“如果是他杀的，他早就被枪毙了，可能真是冤的。”

高知花的父母相信郭尚仁是清白的，更重要的考量是俩家离得近，而且郭父还有较为丰厚的退休金。高知花父亲分析，受过罪的人以后一定会好好干，生活还是能过得去。

只几天时间，高知花父母拍板同意了这门婚事。高知花听话孝顺，全凭父母安排，一个月后，俩人就办了婚礼。

没有感情基础的两个人把婚后生活过得淡如白水。不说话是常态，郭尚仁出门，高知花不问去哪；郭尚仁回来说自己去了哪，高知花回一声“噢”；家里有多少钱高知花不清楚，也不多问。

高知花观察着这个男人：他反应有点迟钝，做事慢半拍；他总胃疼，一直吃胃药，却一年四季用冷水洗脸；他喜欢吃油大的菜，比如红烧肉，也喜欢吃面条，一天三顿面条都乐意。

结婚不到半年，公公就过世了。老人离世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新婚夫妻没了经济来源。高知花也没等来郭尚仁的“好好干”，十年时间早已让他与社会脱了节。郭尚仁也承认自己与社会脱节，十年前他被带走时，电视是稀罕物，回来时几乎家家都有。

高知花的哥哥劝她离婚，她不愿意。她信奉“人命天注定”。“没嫁老公之前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结婚还带着孩子，地点就在老公家的巷道里。”正是这个梦，让她觉得嫁给郭尚仁是她的命。

1996年立春后，大女儿郭丽娜出生，夫妻俩慢慢地开始说话。可生活多不如意，过不去时，总少不了埋怨和争吵。又一年的年头和年尾，高知花父母相继离世。没有两方父母的扶持，这对还在彼此熟悉的年轻夫妻变得孤零无依靠。

就是这个时候，高知花看着2岁的女儿，心想离了算了。她又想，孩子是自己带上还是给他留下？带上的话，离了婚不能待在娘家，得出去工作，可带着孩子怎么工作呢；如果把孩子给他留下，自己想孩子了怎么办。高知花想来想去，想了几天，最后“算了吧，凑合着过吧，等40岁了我再和他离”。

高知花没跟丈夫提过离婚，直到现在，郭尚仁也不知道这些曾真真切切存在过的“汹涌澎湃”。

▲1998年，大女儿郭丽娜（中）3岁时，郭尚仁一家的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令高知花欣慰的是，郭尚仁开始变得体贴，俩人也慢慢培养起了感情。这一转变从高知花怀上老二开始，那是她用命搏来的。

回忆怀老二的经历，高知花记得每个细节。怀孕两三个月时，她就全身发黄变肿，连眼白都变黄了，谁见了都害怕。医生怀疑是肝癌，要把孩子打掉拍CT诊断。丈夫舍不得孩子，换了一家医院，医生诊断为胆囊管发炎，吃药即可痊愈，孩子也健康。

几个月后，老二在家顺利出生。但高知花却一直出血，出了月子还是止不住地流。

必须要去医院，但没人照看两个孩子。郭尚仁去求亲戚帮忙，但几家都拒绝了。郭尚仁猜测，他们是不想跟自己这个“杀人嫌犯”扯上关系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高知花找来大姨——一位83岁的裹脚老太太。

到医院后，医生赶紧给高知花做了清宫手术。术后她昏了过去，一两个小时都没醒过来，喂了点水，高知花才慢慢醒来，“眼前都是花的，像电影一样‘沙沙沙’的，也听不见人说话。”

高知花一共生了3个孩子，陪产让郭尚仁体会到了女人的不易。“虽然我没亲身经历，但看着确实难受得很，就像一个活人从死神手里往外爬的感觉。”郭尚仁形容，“女的来到人世间，跟了一个男的，如果这个男的没有好好对待她，那女的一辈子会很可怜。”

奔走

刚嫁给郭尚仁时，高知花会趁着丈夫不在家翻看柜子里的材料，里面有郭尚仁父亲写的申诉书，他自己在看守所写的陈情信。一页一页仔细看完，高知花相信他是被冤枉的。

但生活的车轮已滚滚向前，顾不上为丈夫奔走喊冤，生活的重压朝他们扑面而来。自1994年取保候审，郭尚仁被要求不能出市。这些年来，他一次远门都没出过，只在附近的镇子、县上谋生打转。

为养活一家人，夫妻俩拉过货，开过饭馆，卖过凉皮，贩过蔬菜，甚至跑过黑车养过鸡，但没一样干得长久。最艰苦时，俩人从家里的一亩地里刨食，收的麦子磨成面自己吃，玉米卖钱。

但郭尚仁不是种地的料。下地干活时，高知花埋头一直干，他干几下就干不动了，坐在田边上气不接下气，一看太阳出来，他就叫：“回吧，回吧，赶紧回吧。”高知花越干越生气：“如果父母在还能靠父母，父母不在了能靠谁啊？”地种了两年，也不种了。

孩子再大一些，高知花在镇上的超市里找了一份售货员工作，400元一个月。郭尚仁开一辆7座的小车拉客，3元一个人，泥阳、成县来回跑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。

孩子越来越大，开销也越来越多。2014年，郭丽娜考上大学，老二读初中，老三也在上小学。郭尚仁那辆7座小车已经报废，高知花在超市的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人，她要去北京打工。

2015年底，高知花到北京做了保姆，初来乍到的她只能做别人不愿干的活。她记得第一个月工资3000元，她拿出1800元还贷款，剩下的1200元，一家五口掰着花。

那年春节，高知花没有回家，如果回去，一家人连过年的钱都没有。一个人在外打工，高知花心里委屈，碰上不讲理故意找茬的雇主，高知花只能躲在被窝里淌眼泪。

“人家都是男的养老婆，我却在外面挣钱还要管你们一家子。”委屈极了，高知花就找郭尚仁吵架。郭尚仁有时不吭声，有时生气了就回：“那你找个好的去过吧！”

“有好的我就找个好的！”高知花更气了。

实际上，郭尚仁出过一次远门。2021年夏天，为了让案子有转机，郭尚仁到了北京。坐火车，过安检，乘地铁，进公园，他小心翼翼，但都没人拦他。他很惊喜，自己好像跟别人一样也能正常出来打工。只是那时他已59岁。

打工之余，高知花就给丈夫找律师、跑案子。这是压在高知花心头最重的事，也是她去北京打工最主要的目的。在北京打工的同乡姐妹一起出去玩时，她就一个人去找能解决问题的人。

高知花跑过很多单位，她说只要能跟案子扯上关系的她都去。因为路不熟，车也经常坐反，为了省钱，不太远的地方她都走着去，两个脚后跟磨得出血，就拿纸巾垫上继续走。

和高知花相比，郭尚仁对案子显得没那么“上心”。不清楚该向哪个单位申诉，也不清楚法律，像无头的苍蝇。像是溺过水的人怕水，得有一个人托着走他才安心。妻子高知花就是这个人。

因为案子，近两年，二十多岁的郭丽娜总和郭尚仁生气。女儿嫌父亲不积极，父亲嫌女儿太积极：“时间是个好东西，它会证明我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我等了38年，不差这么几天。”高知花理解郭尚仁，她在父女中间不断地调停，她说“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家”。

祈盼

高知花不遗余力地跑案子，不单是为了丈夫。“他的名声好了，我就能抬起头了，孩子也能抬起头了。”高知花说。

郭尚仁“挂”在案子里没有结果的28年，泥阳镇上关于“人是不是他杀的”议论从未断过。这种议论也自然而然地传递到了下一代。

老大郭丽娜最先感受到。她记得，小学四年级时，她和班上一个男生打架。可能是被郭丽娜掐疼了，男生扯着嗓子喊：“你厉害什么，你爸是杀人犯，你也是啊？”

郭丽娜怔在原地，她确信男生的话班上每个人都听到了。她倔强地回了一句：“那又怎么了！”男生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推搡回来，郭丽娜没再还手。她觉得自尊心在那时受到了伤害。

老二的回应激烈得多。初中毕业后，二女儿读了职校，学前教育专业。高知花回忆，二女儿喜欢当老师，几岁时就把板凳搬到院子里，教其他小朋友数数。在学校里，有同学指着鼻子说她：“你能什么能，你爸是杀人犯！”二女儿性子烈，差一点就从学校楼上跳了下来，幸好被旁边的人拉住了。从那以后，学校在楼顶都装了护栏。

老三是家里公认脾性最像郭尚仁的孩子。他没少被请家长，几乎都是打架的事。中学时有次跟同学打架，对方说“你爸是杀人犯”，老三不服，放出狠话：“你再说，再说我弄死你！”

郭尚仁知道娃娃心里不是滋味，别人的父亲都是清白的，自己的父亲不是。他也开导自己，表面上看娃的遭遇是自己造成的，但“人不是我杀的，怎么能说是我造成的呢”。

高知花知道郭尚仁爱孩子，什么都顺着孩子，孩子想要什么就买什么，从不亏待。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新书包能背几年，他们家三个孩子每学期开学都换新书包，新笔盒，新笔。他也舍不得孩子干活，高知花让孩子刷个碗，他就赶紧过去把碗收拾了。高知花让孩子扫个地，他立马拿着笤帚扫了。

“我们老家谁不说，哎呦，看老郭把孩子惯的。”高知花说，赚的钱基本都用来养孩子了，家里如果有十块钱，郭尚仁舍不得用，也不让高知花用，就给孩子用。“我跟着他，就混了个吃饱饭。”

但在教育孩子方面，高知花有很大意见。她觉得郭尚仁太爱孩子，到了溺爱的程度。高知花知道郭尚仁就是被父母溺爱着长大的，她不止一次跟郭尚仁强调，惯子如杀子。看着儿子越来越像父亲年轻时的样子，高知花感到害怕，害怕儿子不愿嘴上吃亏，走了他父亲那条路。她只希望孩子平安长大，过平常人的生活。

为了一家人能过上平常人的生活，高知花从没认过输。

郭尚仁的律师介绍，2022年，这一“疑罪从挂”案件有望得到解决，但受疫情影响，且在赔偿数额等方面存在分歧，目前仍未公开处理结论。南方周末记者向徽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赵壁强等求证上述说法，截至发稿未获回应。

高知花计划着，郭尚仁的案子结束之后就不出去打工了。她准备用赔偿金把家里盖房子、孩子读书时欠的账都还了，还打算把房子装修一下。

“平安二字值千金，和顺满门添百福。”这是高知花和郭尚仁家里大门上贴的对联，也是一家人的祈盼。

郭尚仁不再挺拔，眼睛也开始浑浊，3毫米的寸头像刷了一层白霜。高知花52岁，因为劳累眼袋越来越大，她看上一款祛眼袋的护肤品，要一千多元，舍不得买。郭尚仁说，等他有钱了他给买。高知花听了就笑：“他就嘴上说说，他也没钱。”

成为“强奸杀人嫌犯”妻子的28年，高知花有条不敢多看的短视频，是她自己做的。视频里，她站在泥阳镇街上，配乐是一首唱到了她心里的歌：“想想这些年，我是怎么走过来，眼泪就已流下来，活着为了什么，谁能告诉我，生活让我背负了太多。”

每次看这条视频，高知花都会流泪，她也心疼自己。